“长尾”所提供的经济活动的“成本机制”背景，在传播成本、渠道成本和复制成本三个方面都大大低于传统“二八”经济下的成本背景，而三者的共性在于遵循了经济的基本要求——站在成本的角度让经济人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和如何做“正确的事情”。
“正确的事情”会让经济活动走向理性、让人类走向进步、让人们的道德和文化品质得到提升，这些效应都指向“人和人类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之所必须建立起一种经济的体制环境，是因为“人和人类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是一个相对的、博弈的和动态的、竞争中的概念，“人和人类”总是在与外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获得自身价值发挥的机会空间，而且这一“经济空间”可以自如的伸缩、富有弹性——比如当“人或人类”违反了一些基本的互动规则就会陷入经济的衰退甚至崩溃，而如果遵循了应有的规则那么“人或人类”就可以放大和膨胀自己的经济空间，以至与外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在时空上保持一致。
所以，个人的价值和力量，与其生活、活动的外部关系、环境、制度等方面的制约性之间存在一种互补博弈。当可以认为值得时，就可以为一个人提供超越传统、惯例、制度障碍的特殊条件——只要这些制度性的让步能激发他发挥出足够抵消所付代价的价值奉献。
从“二八”经济转变到“长尾”经济，既如同一种相对传统而言的“例外”的发生，也如同上述的那种“人或人类”的经济空间的弹性表现，是因为经济的主体在作出一些历史性的向着正确方向转移的事情，才使其“经济空间”出现了一些机构上的变化，比如“小经济”与“小额交易”正在取代“大经济”与“大额交易”，再比如第三方经济寡头的成长正在对所有具有垄断性的甲方经济力量形成威胁。
从宏观的社会“经济空间”的弹性，到微观的具体某个“人”的“经济空间”的弹性，更加直接与个人经济活动发生联系的环境、制度、组织、沟通、授权等微观因素相对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说“二八”经济在微观方面给予个人的制度等方面的经济空间弹性相对较小的话，那么“长尾”经济则改变了这一情况，组织可以给予个人以更大的自由度，从制度、资源、授权等方面赋予个人更多的行动和获取收益的自由，这个趋势将深化，而且将发展到一种真正的颠峰——尤其是“自由职业联盟”、“主观性企业”、“社会协作性的群体间外包”盛行不衰都是很快将要到来的未来事件。
比知道一个人能做什么更为重要的是，知道一个人的所做所为的价值，并判断为此最“划算”的代价，而且“代价”不可预设——无论通过组织的、制度的方式，还是观念意识的方式——只要“代价”划算。这已经是一种全息思维，“代价”或“成本”在全息经济中总是一种绝对的“相对”，其唯一衡量标准在于经济活动与外部的联系性。同样，在个人而且作为一个广义的管理者同样必须了解自身以及他人的价值并以此为指引行动的基础认识，任何既设成本标准的“框架”都缺乏弹性，缺乏应该给予“个人和人类”的经济空间弹性。
组织是让每一分价值都得到正确衡量和回报的特定机制的某种形式载体，组织只有让个人价值得以发挥——通过合理的回报和激励——也就是增强个人的“经济空间”弹性，才能促进个人的参与意识、积极性、责任感和创造力，组织的理性才得以塑造。为此，组织应形成学习氛围，提升成员的价值衡量和价值实现的能力，这种能力决定了组织的活力、凝聚力和创新力。为了衡量和发挥个人价值——让每个人正确地做到此点——组织必须在内部做好两件事，一是大力推动正直诚信的文化，使每个人都形成良好正确的组织行为动机；一是大力推动知识和信息在组织内部的广泛流动交换，使每个人都获得完全决策的外部条件。
正如“长尾”现象所表现的那样，无数的制度和传统正在被打破，“经济空间弹性”的增强意味着经济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增加了，同时也意味着统一的经济“制度、传统、框架、规范”等范畴在“个性化”的趋势中显得过时——确实，难道每个人不应该拥有他自己的“制度、传统、框架、规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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